孔飞力现在只写了两本专著，每本都反响强烈。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在美国学术界有深刻的影响，引导了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潮流，而1990年出版的中译本却未见有什么动静，只印了2500本。不过，《叫魂》中译本的命运就大不相同了，开印数居然是25000本。这本进行“微小叙事”的书确实很吸引人，孔飞力也许深受意大利文化史家金斯堡的影响，历史叙述背后的理论框架以及全书对细节的迷恋和深描使得一段微末的历史展现出斑斓的色彩。回过头看我们简单枯燥的学院史学，也就难怪很多人要跑到美国去学中国历史了。而深入反省起来，我们所谓的“史学危机”，其实应该说是“史学理论危机”才恰当。
这本书的主要章节是在60年代发表的，并基本上奠定了美国对中国地方史的研究框架，威廉·罗等人的汉口研究以及地方社会冲突的研究大多也是在这个框架内展开的。施坚雅提出的市集六边形结构已经成了进一步研究近现代中国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观点甚至影响到一般美国观察家对中国地区结构的认识。遍布全书的图表、数据赋予这本书以很强的地理学色彩，引证的材料也极为丰富——地方志、行政区划、人口统计、汇报资料乃至时事报道无一不在其中，通读下来倒不会感到枯燥无味，更何况施坚雅于此抓住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系教授赵冈的著作《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也很值得读者去深读。
我们可以把这本书看作是一本扼要但又饱富分析力的研究综述，它以简明的方式探讨了中西近代史各项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这样的一本书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尤其有价值的。作者是经济史方面的专家，并尝试比较史学的工作，故而本书的副标题为“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作者由经济变化、国家形成、社会抗争三个方面来做中西历史的比较，综合了大量晚近的研究成果。不过，依笔者看来，经济史的这一部分写得较为充分有力，后两部分则稍嫌薄弱一些；作者提出的互为主体的比较研究方法：即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中国的情况，另一方面又用中国经验来评价欧洲，也存在很多值得推敲的问题；另外，作者可能还忽视了一些日本学者对中国制度史的思考。本书的译者十分称职当行，这本很理论化的历史书在翻译上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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